日本浪人果然很快被他们的领事带走了，而那个汉子也接受了五块大洋的罚款，但是这事情被人捅出去了。

赵泽勇是经过简单的装扮才上街的，但是他忽视了他现在的名声，在外地或许没人关注，但是在云南，早就闻名大街小巷了，认识他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有一些小作坊以印刷贩卖赵泽勇的版画为业。

当时人群中就有一个学生认出了赵泽勇，并且事后很快就把此事宣扬了出去，当然他是善意的甚至有些崇拜赵泽勇的态度说出去的，说督军大人名枪制止日本人行凶。接着有报社找到了他，经过深挖后进行了报道。

赵泽勇大街上明抢制止殴斗的消息就这样被当作新闻传播开来，一开始报纸都是抱着绝对的支持态度。但是这件事出名之后，更多的报纸跟进，对此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时间对治外法权的争吵之声从报纸一下子扩散到大街小巷，当然更多的是批判，甚至开始出现了要求废除治外法权的呼声。

日本人此时做了一件火烧浇油的事情，他们显然打算庇护自己人，给云南司法部门的通告是，对浪人进行了警告后放人了。这连罚款都没有的判决，一经报纸报道，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谁也没想到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会发展成这样。

赵泽勇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张澈更是积极介入，因为这种牵扯到民族感情的事情，一个处理不好会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府威信造成重大影响。经过商量，让司法部门向日本领事提出了抗议，要求他们重新审理此案，云南司法将全程介入监督。

日本人开始很横，但是在赵泽勇再次指示警察抓捕了那两个浪人后，日本领事抗议了一阵后，只能同意再次审理此案。

这次案件自然是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甚至有北上广的报纸都派记着前来采访，显然这已经是一起全国性的事件了。

审理还没有开始，但是各种深挖报道相继出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清楚了，冲突的汉子确实是练家子，过去是镖局的镖头，但是云南交通和治安的发展，道路通畅了，土匪消灭了，没了镖局和马帮之类武行的饭碗了，汉子就去了一家富商家做了保镖。

很意外的在大街上，自己保护的主母受到了日本浪人的调戏，这才大打出手。

事情还没完，又有报纸挖掘到了两个日本浪人的身份，他们是一家日本商会的打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这个日本商行跟富商家的产业是有严重竞争的。富商主要经营毛皮毛织物，借着这几年云南经济的东风，富商家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通过铁路公路和自己常年经营出的商业网，他从各个犄角旮旯里收集毛皮，和各种毛料。又将羊毛、牦牛毛等牧产品交由一些小型纺织厂制作成工业品，接着自己的商铺继续贩卖这些毛布料。这商人显然是经济史上的那种包买商，从农村中收集原料交给手工作坊加工，收购产品出售。最后这类商人侵入工业成为工业资本，或者退入商业成为纯粹的商业资本。这是一种中间过渡形体的资本形式，在欧洲16、7世纪很普遍。

而此时这种形态显然是适宜云南刚刚起步的产业发展的，大量的小工业没有资本，需要这些商人提供订单和预付款，而农村需要商人的网络，因此富商的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跟外资有竞争之力。

日本浪人供职的洋行正是一家经营毛料产业的洋行，因此富商跟日本洋行是有竞争关系的，而两家的冲突就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是不是日本人故意找茬，报纸继续深挖，还真发现了猫腻，这家日本洋行还真的很不干净，之前已经通过不合法的各种方式，打击收购了不少云南商铺了，因此不用讲求真凭实据的报纸，很快就给这次事件定性为恶意的商业竞争，是日本人的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