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这些情况，已让杜自远脊背冰凉，额头上渗出一层层的冷汗。震惊和『迷』『惑』，如寒冬的旋风一样，在他心里盘旋着。

杜自远到底是在情报机构里工作。他确实听到一些消息，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叛徒出卖，总参情报部布设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并且很快遭到杀害。

那几年里，总参情报部的手里，仅剩下极少几条潜伏内线还在台湾工作着。但完整的组织系统已经不存在，幸存的人员也四处飘散，无法形成有效的工作。

此时他才明白，郑远山的任务，就是去台湾重建地下组织，建立新的联系渠道。老天，他差一点就在香港截住郑远山呀！他现在只能相信，有人在暗中帮助了郑远山，并最终帮助他去了台湾。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是谁帮助了郑远山。

有关郑远山的绝密档案，如刀一般，揭开了杜自远心里的一块伤疤。在今天之前，无论怎么说，那都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可是，还不止呀！“向部”给他的电报，命令他“原地待命”。之后，交给他的另一件更加重大，并且震惊世界的任务。

但是，那又是一次失败呀！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在那一次失败里，他几乎是眼睁睁地把黄佐竹送上了死路，却无法挽救。

那一天，黄佐竹走上飞机前，是那么平静地注视着他，脸上甚至还有一点微笑。他握着杜自远的手说：“老杜，再见了。”

他看得出来，黄佐竹知道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却能坦然面对。杜自远至今回想起黄佐竹临行前的微笑，心里都像刀割一样。黄佐竹乘坐的那架飞机，爆炸坠海，成为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件！

杜自远为了此事，又在香港工作了半年。那时，许多事他不明原委，许多疑『惑』都如『乱』麻一样纠结在心里。郑远山脱逃事，黄佐竹牺牲事，一直就像两把刀一样，扎在他的心里。但是，他最为疑『惑』的是，他从香港返回北京后，却没有任何人对他提起这两件极其严重的事！尽管他心里早已做好接受严厉处分的准备。

在他回北京之前，也就是一九五五年的七月，**中央调查部秘密成立。杜自远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才知道，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调查部工作，任二局副局长，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他没想到，他竟然还升了职！

今天看见的秘密档案，终于解释了他当时的疑『惑』。但他心里，仍然像刀割似的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解脱心头的重压。

此时正是夜里，小小的办公室里极其安静。他能听见武装警卫在门外来回走动的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这些秘密，对任何情报系统来说，都是最高机密。如遭泄『露』，都将万劫不复！

但是，杜自远却没有从这些绝密的档案里找到‘水葫芦’的踪影。

左少卿曾经告诉他，‘水葫芦’可能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潜入华北局情报部的。这个时间只是她的一个猜测。但‘水葫芦’曾经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华北局情报部工作过，则是没有疑问的。侯连海与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一定是‘水葫芦’泄『露』给美国中情局特务梅斯的。梅斯曾经对左少卿说，这个录音只有华北局情报部的几位高层听过。

“水葫芦”曾经在华北局情报部工作过，这一点，杜自远已经可以确定。另外一点，他还确定，“水葫芦”此时一定潜伏在中央调查部之内。他和秦东海、龙锦云刚刚抵达南宁，美国中情局就掌握了这个情况，足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杜自远连续看了三天的档案，却没有一个人和这个‘水葫芦’能对上号。他相信，以他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他所掌握的情况，只要某个档案里的人有一点线索或者痕迹，他都会发现。至少，他可以将这个人列为嫌疑。但问题在于，他没有发现任何一点线索或痕迹。

杜自远心里还有一个判断，这个“水葫芦”所以能接触到侯连海与王振清的谈话录音，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岗位上。

第二天，杜自远就这个问题与马部长探讨。

但是，马部长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无论他当时是否处于关键岗位，是否重要，都在这里了，都给你看了。老杜，你给我的范围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华北局情报部工作过的人。这个范围已经足够大了。”

杜自远想一想就明白，老马说的对，这个范围已经足够大了。但是，他却没有找到‘水葫芦’的任何线索。这个情况让他焦躁不安，难以自抑。

每天夜里，杜自远看完档案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接下来，就是楚伯林和秦东海向他汇报工作。这几天，三局的同志每天向他们介绍国内最近一段时间的“特情”，以及他们对这些“特情”的处理情况。

所谓“特情”，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活动情况。对这些潜伏特务的侦察与处理，中调部三局一直和公安部有密切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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