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美等国成功建交的消息冲淡了警政部对前清要员及民党整肃带来的恐惧。在陈超的严令下，国安总局于5月10日正式收手了。比江云预定的抓捕规模小了一半左右，大约还有60名左右预定的前清官员逃脱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打击。江云主持制定的在天津日租界诱捕善耆的行动也被陈超叫停了，江云知道命令来自于最高层，肯定是在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形势下的无奈选择，有些遗憾地撤回了潜入日租界的十几名行动处特工，备用计划随即启动，开始物色打入善耆身边的人选，江云判断经此一役，善耆已是惊弓之鸟，别说回北京，连公开活动也未必有胆量了，尽管他是晚清警察系统的主要奠基人。

整肃转入下一个阶段，一些疑犯开始走司法程序，属于军队系统的交军法部门，其余的陆续移交司法部。

醉心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伍廷芳老先生在建国前即推出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破产法》、《婚姻法》等十几部重要法律，其中一些法律文本基本借鉴了之前工作的成果，经国会“象征性”地审议后正式颁布全国。按照立国原则，法律的制定权在国会，但现在的国会还是一个“橡皮图章”，需要大力建设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是崭新的一部法律，它正式将一夫一妻制写入了法律条文，纳妾成为非法行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博得知识界一片喝彩声。特别是文教部长蔡元培，连续三天在《教育报》上撰文对《婚姻法》的进步意义进行阐述，替司法部及国会当了一次免费的宣传员。这件事的背后有很多可笑之事，其中最可笑的是起草这部重要法律的先生们多是多妻制的拥护实践者，或者出身于多妻制家庭。不管怎么样说，公开的多妻制正式宣告结束了。

为此，文人们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嘴仗。十年前曾与龙谦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的辜鸿铭先生就持激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与龙谦的治国观点多有不合，辜先生拒绝了在新朝为官，而是进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当了教授，公开在讲堂上批评新《婚姻法》，说中国从来就是一夫一妻制，没有实行过多妻制，那些所谓事实上的多妻制理论都是强词夺理。还举出了什么茶杯茶壶论，将男人比作茶壶，女人比作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可能拥有几把茶壶。被学生们群起而攻之，成为一时之新闻。此君算是典型的保守派，不剪辫子，赞成裹足，对共和国推行的若干新政尽兴抨击，甚至直接点了龙谦的名，认为他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是罪大恶极的罪人。不过，此君的学问真是一流，并非沽名钓誉，所以，批评也罢，谩骂也好，他已久做他的教授，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回到正题。由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得审理谋刺案成为了可能。北京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开始审理这一得到中外关注的大案。很快，法院释放了被拘押十数日的宗社党要员铁良，理由是证据不足。但溥伟、载涛被一审认定有罪。

载沣因为铁良的无罪开释稍微安心了些，因端方给龙谦带的口信一直没有回复。载沣在压力之下给龙谦写了封亲笔信，为弟弟载涛和溥伟说情，要求龙谦念在其年轻给予宽赦。如有可能，希望援引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赦权力释放二人。并再次提出了皇室北去承德的要求。龙谦给载沣回了封信，拒绝了载沣宽赦甚至特赦的要求，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作为总统，绝不能干涉司法审理，至于特赦，法院并未做出最后判决，无从援引特赦。其次，谋刺国家元首不仅触犯刑法，而且危害***，不仅是针对我个人，而且是在颠覆政权了，似不符合特赦之例。至于北上承德，龙谦认为暂不可行，请载沣及前清皇室成员安心在北京生活。若要工作，也是可以的。龙谦在信中表示，对于前清部分人员的抓捕绝非有目的的整肃，而是就事论事。载涛犯罪，自有其一人承当，跟别人无涉。

在北京乃至中外关注这件大案审理的同时，因唐努乌梁海之战而中断的重要人事任命陆续公布，各省、直辖市的省长和市长人选确定并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委任，其中大部分一把手并非出身蒙山军系统，虽然有天下人治天下的美誉，实际上反映了蒙山军系统文官队伍严重缺乏的现实。一些人选是早已确定了的，比如浙江汤寿潜、江苏程德全、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山东张莲芬、云南唐继尧等，他们事实上已经“上岗”了，最早转入政界的邓清华此番获得了升迁，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兼北京市长，一些军队将领脱下军装转入了政界，副总参谋长，原山东军参谋长张玉林出任奉天省长，第9师师长郑双庆出任了黑龙江省省长，北方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范德平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第7师参谋长赵自立被任命为陕西省长，第8师师长姜义柳出任广东省长，而原先确定转业的第5师师长熊勋则接替了范德平在北方军区的职务，纷传被卷入谋刺案的北洋系军官陈宧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和不满三十岁的阎锡山以标统之职一跃而为山西省长最引轰动。舆论开始关注和研究省长们的出身派系师承，专注于整肃案的舆论被政界新星所吸引了。

龙谦确实没有干预警政部的工作，他在确认唐努乌梁海危机基本结束后，精力转到了外交和政务方面，外交已获突破，在于德美两国正式建交后，龙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政务就是第一位的了。

当前最棘手的是迅速展开工业布局，他已经决定由方声远带队出访美国，司徒均带队出访德国，寻求经济与军事的合作支持。前者是关键，建立一个相对完备工业体系需要科学规划，更需要大笔资金，依靠自身的积累是来不及的。龙谦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没有跟任何人说，所以方声远周学熙等人赶到有些不解。现在一面抓紧确定设备、技术购买引进的明细，一面研究探讨全国性的工业布局，先将最基础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比如采矿。同时，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复。龙谦希望至少获得五千万美元的贷款，这是一笔海量的资金，就算是富裕第一的美国怕是也一下子拿不出这笔资金。龙谦的计划是依托已经实力不俗华美机械，直接与美国几大财团接触，间接影响华府和国会山的决策，反正钱到位都花在美国，中国的现状是什么都缺，尤其缺少机械加工设备，那是有多少要多少，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了。

在办这件大事之间，龙谦督促政务院正式出台了公务人员薪酬暂行办法，解决了一件大事。

王士珍领导的民政部属政务院系统，有些不管部的意味在里面。当然，职责是基本明确的，主要是民生管理。该部内部设立的第一个业务性机构是统计调查局。各部内部的机构设置是部长的权力，连总理一般都不过问，总统就更不该管了，但一次就甘肃赈灾问题的汇报中龙谦听到了统计调查局这个名字，便好奇地插问，“聘卿先生，你再说一遍，你那个调查机构叫什么？”

王士珍却误会了龙谦的意思，以为是嫌他不信任地方关于灾情的报告了，“前清多有谎报灾情者，属下认为，核实当为定例。”

“核实是对的，我是问你那个调查机构的名称。”

“哦，统计调查局。怎么，不合适吗？”

“哈哈，合适，很合适。”龙谦有些尴尬，当初他曾恶趣味地想命名江云的部门冠以此名，没想到却出现在了民政部，“对不起，打断你的话了，请继续。”

这个统计调查局的作用还真不能小觑。在公务人员薪酬确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是一件复杂至极的系统工程。就算龙谦和他的战友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筹备，但还是有些重要事项未曾确定，公务人员薪酬就是其中之一。

从去年十月总部进京，组建了领导建国的军委会，一直到现在，中枢机关人员的薪水标准是方声远暂定的，分了三等，一等300银元，二等150银元，三等50银元。大人物们自然领了一等薪水，中层，如处长们就是二等了，绝大多数划入了三等，就是连龙谦的秘书王兆，领的也是三等薪水。

当然，军队系统依然延续了老办法。

为什么没有意见？大人物们不在意或者不愿提，蒙山军系统进入公务系统的不多，比如邓清华，长时间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家庭负担又小，300银元很不少了。前清、北洋、民党三系投靠人员，一来家底丰厚，二来享受了很多福利，比如住房，用车都是免费，三来也不敢提待遇问题。而中层和下层的薪水标准就当时的物价水平不算低，所以半年来一直比较平静。

但随着国会和政府机构的正式建立，官员级别正式形成，正式确定官员薪酬的呼声就高起来了。

政务院系统确定的各部机构设置等级分为了四级，部、厅（局）处、科。厅长和科长都列入了中层，同领第二等的薪水显然不合适。

这只是中枢而已，随着各省政府的陆续组建，公务人员薪水待遇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原先曾明确反对细化级别的军队将领也转变了态度，变为支持了。龙谦私下对方声远和洪粤诚说，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啊。官僚化的迹象现在就出现了，你看吧，薪水问题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的，后面还有一个军衔问题，你我要坐在火炉子上了，屁股搞不好会被烧糊的。

龙谦的话里有开玩笑的成分，但其凝重的神态却让方、洪二人笑不出声。

龙谦知道，蒙山军原先那一套“军事**”制度肯定不行了。跟随他打天下的元勋宿将们要求享受胜利的果实，职务是一方面，待遇也很重要，如果不给待遇，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发生。

但是，薪酬问题却不是单独存在的，其牵连甚广。

第一，政府的机构设置及职数问题。政府刚组建，就出现调整机构设置的呼声。龙谦知道，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十几个部局肯定是不够的，比如周学熙的工业部，将来肯定会派生出若干分工更细的部局出来，但眼下却只能如此，尽量压缩部局的数量，同时尽量精简公务人员，也就是精简职数。

第二，公务人员职务消费问题。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龙谦是清楚的。如果开始不定好规矩，以后就不好处理了。如何确定公务人员的非薪酬待遇，直接决定着薪酬水平的确定。

第三，公务人员的薪酬确定原则。走不走高薪养廉之路？就历史而言，宋朝的公务员待遇是极高的，廉洁指数究竟如何，龙谦也说不准。明清两代公务人员的账面工资却极低，比如清朝总督是从一品大员，薪俸却只有180两，而且是年俸。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北京办一桌上档次的宴席，如果席面上有鱼翅熊掌一类珍肴，没有三十两白银下不来。一位类似于共和国大区司令官的高官，一年的薪水就吃半桌好菜？所以，贪污是必然的了。所以，才出现海瑞那样极端的清官，连吃一次肉都成了官场新闻。清代雍正朝之前，官员“正当”贪污的路子主要是火耗银子，火耗的水平基本看出当地主官的廉洁程度。所以，锐意改革的雍正帝才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政策，杜绝了官员对百姓的公开盘剥。同时推出了养廉银制度，等于承认官员的薪俸太低了。如两江总督，一年的养廉银就高达27000两白银，是其正常薪水的150倍！

共和国当然不能走清朝的旧路。

在建国之前，龙谦正式委托方声远牵头研究制定公务人员薪酬问题。为此，龙谦召集了军委会各局主要官员开了一个专题会，讲了他对机构设置，职数确定以及薪酬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时他便委托王士珍做一个专门调查，调查什么？就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百姓与官员的比例问题，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为零，但隐约记得一个资料上说西汉的官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约九千名百姓才奉养一个官员，之后就越来越不堪了，满清是多少，不知道。需要专门的人员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