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杀入长江流域的民族商品这次不仅有了自己的运输渠道，而且还联合建设起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并且使用了商标。

洋行主要的涉及领域就是运输业，然后以运输业参与进口、出口。此时的华东自治政斧显然是要这些洋行不仅进出口做不成，连运输业都插了一脚。

残酷的市场拼杀再次展开，不过重振旗鼓的中国民族资本显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方在长江流域一武昌、汉口为中心，开始压低商品销售价格。

中国商品降一点，洋行就降更多，以让洋货的价格始终低于从华东自治三省运来的商品，想以此来打击中国民族资本。

此时在中国的洋行数量达到两百多家，这些洋行分散在各地，他们涉及多种领域，其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国际托拉斯的影子。

托拉斯是一种垄断体系，他们对于市场上出现的竞争对手高度灵敏，往往以优势资本来打击竞争对手，然后将其吞并。

然而这次那些洋行却失算了，他们虽然把价格压到比竞争对手的还要低，但却依旧有人买他们的商品。

当然，他们因为压低了价格，更多的买家还是选择购买他们的商品，但在这种价格下，他们卖得多亏得也多。

这是一场耐力上的考验，然而这些洋行不知道的是，来自华东自治三省的各种商品大多只把价格压在还有一点利润的状态下，因此不管卖多少都有钱赚，只是赚得多或者少而已，基本上不会出现亏损。

这源于他们争回了成本优势，养商的货物从海外运来，首先需要的成本就更高，同时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多数比中国来得高，不过华东自治三省的工厂大多需要缴纳污水处理费，而洋人的货物有些则是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殖民地生产，例如印度。在这一优一劣的状态下，双方很难说谁的商品更有竞争力。

但华东自治三省的工厂多使用先进设备，在这些先进设备的使用下，商品成本有的甚至可以降低一半以上，这才是华东自治三省的实业家能于洋人竞争的核心力量。同时华东自治政斧努力压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也让商品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双方杀价原本并不算太激烈，当然这是在华东自治三省的那些实业家们看来，毕竟他们刚开始压低价格的时候，还有不错的利润空间。

不过这种程度在那些洋行看来，却已经进入了激烈的杀价状态，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同等价格下已经开始做赔本买卖了。

接下里双方的竞争则趋于白热化，华东自治三省的各工厂开始压缩利润空间，甚至有些工厂以不亏不赚的价格售出商品。

洋行为了竞争，只得跟着压低商品售价，压到比这些竞争对手还要更低的价格，想以此整垮这些竞争对手。

华东实业家俱乐部，这是一个加入条件十分苛刻的俱乐部，而这家俱乐部的创建者正是夏钧。

能参加这家俱乐部的只有那些可以绝对信任的实业家，发展到现在，俱乐部会员只有十九人。

而这十九人，全都是夏钧扶持起来的大商人，他的岳父李世霖，还有刘锦山是华东实业家俱乐部中最有分量的两个会员。

他们二人的竞争十分激烈，不过在夏钧的警告下，双方采取的都是良姓竞争。

从二月底开始，夏钧就频繁和俱乐部会员聚会，夏钧要求他们在这场对外竞争中协同作战。

每次俱乐部聚会，这些会员都会互相交换信息，并就市场策略上进行统一协调，做到一致对外。

“他们现在的疯狂，只是他们覆灭的前奏。”夏钧在3月9曰举行的俱乐部聚会上对在场的人说道。

“委员长，这是这一周的市场调查报告，我们有五类商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刘锦山递了一份报告给夏钧。

这是夏钧每一周都要看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中盛、华盛两大集团联合其他工厂汇总数据后写成，夏钧接过报告看了起来。

“过几天我会给这五类商品的厂家订购新设备，同时会为他们调整税率。”夏钧说道，此时免税时间已经过了，新增工厂只有三个月的免税时间而已，基本上大部分的商品都在交税。

只要把税收降低，这些厂家的商品马上就能取得竞争优势。

夏钧此时最迫切的就是把洋货排挤出中国，给与那些竞争上处于劣势的厂家减税政策，甚至是免税政策，虽然很可能什么钱都收不上来，但这能使民族资本生存，而这些民族资本的存活则能给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也能使国家的整体财富增加。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随机应变才是王道。

只要把洋货排挤出市场，夏钧再征收也不迟，到那个时候，就算税率较高，洋货想再挤进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