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各地的春播也都开始了，今年的的播种与往年不同，今年种什么都是政斧规划好的。

大部分地区都被规划了，只要少数区域可以自由种植主要作物。

对此农民和地主并无太大的意见，因为他们目前没有什么市场压力。政斧给了他们承诺，若是种出来的东西受灾了，或者行情不好，可以给他们免税，甚至给他们补贴。

同时在规划的作物中，他们种的也是高产的新种，这让农民和地主都能够接受华东自治政斧的规划。

另外，政斧已经开始以贷款的方式向他们出售拖拉机，而且还是无息的，各地也都陆续买了拖拉机，在运输上解决了劳动强度。

其他的农业机械也开始销售，大多都能进行无息贷款，不过出于资金回笼方面考虑，很多东西都要求三年内还清，不过不会采取强制姓手段催款。

而那些农垦公司则获得了较大的技术支援，例如在江苏的那上千万亩棉地，播种时就使用了地膜。这些地膜用了必须回收，不能埋入地下。

同时夏钧还给那些农垦公司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那些有股份的则是以这些设备入股，没有股份的则以贷款的方式向他们提供。

为了保障长工的利益，夏钧开设了‘华东人寿保险公司’，聘用未来的华安人寿保险经理吕岳泉为经理。

保险业是伴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而进入中国的。早在1805年，由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维森（y）。

1835年在广州有于仁洋面保险行，这两家保险行都是做财产保险的。鸦片战争后更多外商产险公司成立。中国人自办的产险公司从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运后不久开始产生，先后有保险招商局、济和、仁和等保险公司设立。

外商人寿保险公司在1846年即有英商永福和大东方两家公司设立，但由于缺乏有关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的统计，所以在1888年之前，外商人寿保险公司不承保华人寿险，只承保在华外侨的寿险。

但是到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英籍和美籍外侨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余人，所以寿险公司承保华人客户是必然的趋势。但当时，无论外商、华商，寿险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远小于产险公司。

20世纪初，华资寿险曾一度兴起，但由于经营不善，停业者居多，1912年，吕岳泉总结以前华资寿险公司的经验教训，并向华东临时政斧征询了意见。

这让夏钧很是重视，马上把吕岳泉请到了家中详谈，吕岳泉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只精通人寿保险的业务员。

而夏钧目前急需一个保险公司，若无保险公司，工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长工将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东保险公司很快成立。

华安保险公司一成立，华东集团、中盛集团、华盛集团率先给所有员工购买了劳工保险，华东实业家俱乐部的十九名会员也纷纷给手下的员工购买了劳工保险。

由于这些夏钧扶持起来的新兴实业家购买了劳工保险，从而起到了模范作用，其他实业家接到通知后，纷纷也买了劳工保险。

为此夏钧让司法部出台的《劳工法》中规定，所有经营者都必须给员工购买劳工保险，就算是临时员工。三个月内不购买者，发现后给与双倍处罚。

《劳工法》中还规定，工人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元，必须施行8小时工作制，加班薪金加倍，使用黑工者将受到罚款。

对于那些企业来说，监督起来十分简单，宣传一下，那些没买劳工保险的工人自然会去举报或者找记者反映，监督难度较大的还是农村的那些长工。那些地主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顽固。

由于春播之前夏钧做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虽然在规划上稍显不够精细，但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也都在掌控之内，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自然也就不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下跌。

同时在今年的春播，那些农民、佃户若是没钱播种，可以向自治议会申请贷款，自治议会将上报所需的春播物资。

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杜绝了地方上的高利贷，那些地主通常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聚敛财产。

春播时贷款给农民和佃户，到了收获的时候再连本带利的收回来，还不起就用地来还，自耕农的抗灾能力很弱，一旦碰上什么天灾病痛，基本上只能出卖土地。

现在政斧以实物贷款给他们，半点利息都不收。整个华东自治三省的贫苦百姓现在都看得出，自治政斧是一个为他们着想的政斧，底气也足了起来。

若是碰上什么冤屈，被人欺负了，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政斧，地方政斧不处理妥当，他们就去上访，或者去找记者来，有多种渠道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