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

“绞死他！”

议员们群情激奋，以为他要爆料某个大人物是间谍或卖国贼。

“如果只是思想上叛国，没有行动上叛国，又该如何惩处？”

会场一下子就寂静下来了，有人在重复刚才的口号，有人却陷入了沉默。

“从法律的公正性而言，判断一个人是否叛国，要看其具体行动而非主观想法，以思想来惩处从本质上扩大了刑罚的运用，所以美国没有思想犯，但是……”胡佛忽然来了一个转折，“从所有的案例都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思想上叛国，行动上才会叛国，思想总是先于行动一步，在战争时期，我们不能承受叛国的任何后果，必须将任何威胁都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必须未雨绸缪。”

然后胡佛举了第一代德裔移民敬礼的例子，“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目前在某些合众国公民心目中，他们还有不一样的信念与追求，还有不一样的爱国认识，还有不能容于主流大众的意识——他们在外貌是彬彬有礼且守法的美国公民，在背地里是潜在的叛国者——当然，这个称呼有点重，确切地说，是潜在的、危险的、极容易叛国之人。”

“如果我们占据上风，他还是一个守法的美国公民；倘若我们处于下风，倘若敌人在美利坚国土上登陆，您是否认为，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更容易与敌人合作？”

现场一片沉默。

“这种形势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管理和监控，除了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外，我们还应该有足够的探员来‘关注’这些可疑人群……当然，这个行动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胡佛炯炯有神地看着众人，“美国目前就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机构和足够的人手。”

“也许有人会反对，如果说这是为了保证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您是否可以接受？”

现场议论纷纷。

“第三个案例讲的是无意中的泄密或间谍行为，这种事每时每刻、每个场景都在发生，我们往往以新闻自由来允许甚至赞同这个行为，但我想说，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害的。”

“这是昨天出版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详尽地披露了纽约遇袭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报道说的太详尽了，远远超过了必要程度，报道详实地说明了爆炸现场的威力，披露了主要建筑物的损毁情况，披露了人员损失和财产损失情况。”胡佛拿出一份报纸挥舞了一下，“这份新闻等于是全面评估了爆炸局面，他们办到了敌人想迫切了解而又无法了解到的空袭效果，充当了敌人的耳目。”

“如果让我来写，报道应该这么说：敌机凌晨对纽约发动空袭，我方损失甚微，部分平民在空袭中伤亡，目前生活、生产秩序已恢复，我们强烈谴责敌人对平民和公共建筑的破坏活动，政府已提高最高防御等级并强化了防御体系……”

现场交头接耳——这不是公然避重就轻、粉饰事实么？

“我们写得越严重，敌人认为破坏性就越大，下次还会再来——您愿意看到更多炸弹从天而降还是愿意将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呢？”胡佛评论道，“记者不一定了解新闻、观察背后的军事意义，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员进行把关，统一口径，不要让敌人查看到任何蛛丝马迹，更不能让这种新闻成为帮凶……”

“除了公开出版的刊物，信件、交流、谣传也会让敌人获得情报。”胡佛掏出一封信，“这是巴尔的摩海军造船厂工人写给妻子的信，上面描述了这样的事实：……最近我们接到了很多大家伙的订单，最大的几乎超过800英尺，我们忙得脚不着地，甚至必须通宵达旦地开工，上头让我们必须在16个月中干完一条，老天，以前这种家伙至少要干2年，质量还不能打折扣……这种家伙听说一个月要开工2条，我想他们一定是疯了！”

“综上所述，为了全面加强安全，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加强监控、管理，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险行为进行预防……他们不是为干涉公民的自由权利而存在，恰恰相反，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胡佛诚恳地说道，“既然我们已采取了食物配给制度，已采取了灯火管制制度，已采取了关键物资对外出口审查制度这些以前不敢想象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为夺取最后胜利而将所有篱笆都扎紧呢？”

“我们牺牲的是暂时不便，获得的却会是最终胜利！”(未完待续。)